在湖南长沙市开新区北正街（今黄兴北路），有一座用麻石砌起来的教堂，这就是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长沙北正街教堂。1904年，黄兴因领导华兴会起事反清而被当局搜捕，曾在该教堂逃过一劫。这个教堂也因此留下了黄兴的感恩题词。

　　石构教堂，冬暖夏凉　　

　　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因为全部由麻石构建而成，也叫“麻石教堂”，又名“三一堂”。同时，当地人也习惯叫它“北正街教堂”，属中华圣公会鄂湘教区。当年设计这座教堂的是一个叫孟良佐的美国主教。1907年，孟良佐任长沙圣公会会长，曾参与创建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华中大学，1948年离开中国。在华期间，1905年，他到长沙，在北正街选好地皮，自己画了教堂的图纸，建起了这座教堂。因为教堂全部由麻石建成，因此冬暖夏凉，非常舒服。据说，同样的圣诞花，在长沙城北城南堂，最多20天就蔫了，而在这里，能开放上一个月。

　　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当地饥民把外国领事馆、洋行和教堂等全毁了，北正街教堂也被毁得差不多。1911年，教堂开始重建，到1915年才完全修好，取名“三一堂”。现存教堂平面布局为十字型，坐东朝西，高 15米，四周以22根1.l米见方的石柱为骨架，由扁六角形花岗石砌成外墙。正向立4根尖顶石柱，中柱间为弹弓式石库门，左右柱间置半弧形窗，花岗石窗台线。其它均为弹弓式窗口，安菱花格窗页，栗色油漆。室内木席纹地板，前为圣经台，台高0．5米，宽9米，进深5米。硬木平拱式屋架，内钉里板，红色平瓦屋面，为长沙独特的石砌建筑物。

　　1938年，长沙大火，北正街教堂一些门窗被烧毁，建筑构架无损。教堂内大门上方有4块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黄兴于民国元年（1912年）12月为教堂所作题词：耶稣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题写的原因是黄兴为报答圣公会华人牧师黄吉亭当年的救命之恩。

　　黄兴题词教堂铭记救命之恩　　

　　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创华兴会于长沙，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另设同仇会，以联络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有影响的会党。刘揆一盛赞会党旨在反清，团结仗义，劝黄兴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共图大事，黄兴遂派刘道一、万武面见马福益，进行策动，马福益表示“ 唯命是听”。经商定，决定当年农历十月初十即慈禧70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炸毙参拜遥祝太后寿辰的省城文武官员，趁机起事，夺取省城。9月24日，也就是农历八月中秋节，趁浏阳普迹牛马交易大会时，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20支、手枪40支、战马40匹。举行仪式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然而，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为官方所察觉。当会党败类刘佐楫将普迹市开会的情况密告清政府相关人员后，当局便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10月24日，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幸亏他年幼的儿子黄一欧报信，黄兴才没有再回自己住处，而是趋避学校附近华兴会成员之一龙璋的家中，其时已近黄昏，距皇会祝寿只有10天时间。由于军警追捕甚急，此时长沙全城草木皆兵。龙璋家绝非久留之地，为策安全计，经曹亚伯与长沙圣公会黄吉亭牧师商议，认为这时清政府官吏尚不敢触犯教会，故由黄吉亭牧师乘轿垂帘迳入龙璋之内室，随换黄兴乘轿子经小街而至圣公会后门之一小巷，黄兴即经小巷进后门入住圣公会楼上，整个过程，极其保密，甚为安全。

　　黄兴隐居圣公会将近1个月，拘捕空气稍缓后，他有意离开长沙。黄吉亭牧师这时与正从武汉到长沙的武昌高家巷圣公会会长兼日知会会长胡兰亭牧师密秘商量，想办法护送黄兴出城。胡牧师先将黄兴蓄有之“黄帝式”胡须剃掉，黄兴面貌即大为改观。然后黄兴与黄吉亭等人均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在黄昏城门将关未关时，出城至预先约定的海关职员邓玉振家。晚餐后，两黄同登日本轮船“沅江丸”，凌晨4点左右离开长沙，晚上9点左右安全抵达汉口。这时适逢招商局的“江亨”轮停泊江心，准备开往上海。两人遂雇小舟，由黄吉亭将黄兴送上“江亨”轮。临别相约抵上海后，拍一电报，只署“兴”字就知已平安到达。黄吉亭目睹“江亨”轮开启之后，连夜也乘船返湘。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特意回到长沙，在北正街教堂与黄吉亭牧师重逢。黄兴题写对联赠于教堂，对联至今保存完好。1913年，黄兴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接受洗礼，成了一个“圣公会教徒”。

　　“文革”后，北正街教堂移交长沙市百货公司作火柴仓库，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归还教会，教堂大门上方“中华圣公会”字迹一直保存着。2004年，教会对教堂进行了维修并恢复宗教活动，将“中华圣公会”字迹改为“基督教堂”。

　　2002年，北正街教堂被公布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文成主教，也许很多人对此名字并不是很熟悉甚至很陌生！但要是翻开中国天主教史，尤其是解放初期到爱国会成立时期这段历史的，肯定会经常看到此名字！

   王文成（1888～1961）字彦聪、圣名保禄，四川省安岳县人。早年在成都修院神哲学院学习，1910年晋铎。1929年8月2日，教廷宣布，从成都代牧区分设顺庆府代牧区，王文成出任代牧。1930年，由刚恒毅祝圣为主教。1933年，王文成赴梵蒂冈觐见教皇庇约十一世，受教皇委托，王文成赴比利时本笃修院圣陆徵祥为神父。此事曾经轰动一时!

    四川解放后，王文成主教也曾经迷茫过，后经邓小平等入川高级将领的游说，对中共的宗教政策有了一些模糊的了解，走到了中共一方。第一次爱国会筹备会期间，王文成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在并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几乎走了半个中国才从南充来到北京开会。在当时所有参加会议的主教中，王文成主教岁数最大，其地位也只排在沈阳总主教皮漱石之后列第二位。在会议期间，王文成主教还是很坚持原则，据1957年7月3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的报道：“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王文成反对代表们揭露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目，说这是‘挖天主教的命根根’”。最后王文成主教当选爱国会副主席，不过据我从当年的一些文章和零散的记录来看，王文成主教和其它几位参会的主教还是有区别的，王文成主教并不赞成和梵蒂冈对立或攻击教廷。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今唐山教区主教刘景和主教回忆，王文成主教为人谦和，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而且对当时流行的教会人士批判教宗和批判罗马驻华大使理培里等现象很不喜欢。在日后的自选自圣中，王文成主教也只是圣了成都教区李熙亭主教一人。相比皮漱石、易宣化主教、赵振声等主教分别圣过十几位主教，王文成主教已经很少了。后来王文成主教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是当时天主教仅有的几位全国政协委员。

     遗憾的是，1961年1月28日王文成主教在主教府附近散步的时候遭遇车祸，归主！享年73岁。

此照片是1959年爱国会在京主要领导合影，红圈着就是王文成主教

   教堂位于原意大利使馆内，建于1907年，属意大利援助传教会，该会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1902年来京传教并建立办事处。该会自从墨索里尼执政后一直受意大利政府控制，北京和天津的一切活动直接受意大利使馆指导，自1910年至1951年，先后有过意籍神父雷乃第、马希、彭迪、雷永明、戴茂德、步法礼等人。1951年至1954年为意籍神父马绍良，1954年马绍良离境回国。教堂从此停止活动。

 

原意大利使馆旧照

 

 

北京第一张照片将于6月20日在瀚海拍卖行拍卖，这次一起在瀚海拍卖的照片还包含清漪园（颐和园）毁后十七孔桥残迹照、多宝琉璃塔、永安慈寿塔全景、北京外城城门早期旧影、皇家园林建筑旧影及地安门最早的一张照片共七张蛋白照片，年头最早的一张照片距今天已经有一百四十九年，最晚的一张也有一百二十余年。

北京第一张照片:

北京第一张照片是由英军的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A Beato）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时拍摄的。在照片的背后，有摄影师比托对所拍摄照片的记录。其中记录的拍摄时间是1860年9月23日。根据这个时间，可以推测这张照片是目前北京地区已发现的照片中拍摄时间最早的一张！也是摄影师比托的照片第一次在国内拍卖市场出现。

通州燃灯塔在北周末期创建（577--581年），在唐代贞观七年（633）复建，在辽代重熙年间（1032--1054）重建。元代大德七年（1303）、至正七年（1347）、明代成化二十年（1484）、清代康熙九年（1670）都曾进行过维修。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被震倒后，只剩塔座，从康熙三十年（1691）起，由僧人照感四处募捐，进行重建，每年建成一层。康熙三十五年（1696），知州吴存礼以为太慢，就带头捐钱，倡议公捐，加速修建，终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建成功。此塔形制是密檐式八角形十三层砖木结构实心塔，由座、身、顶三大部分构成，全高56米，基围38.4米，是北京地区最高最大的塔。

摄影师介绍：

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比托

比托全名费利斯•比托Felice A Beato，意大利人。大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出生在意大利的威尼斯。

1860年2月比托随远征军陆军司令克灵顿于从加尔各答登船，一个月之后到达香港。在香港和广州的时候，比托拍摄了不少反映早期中国南方风景的照片。

1860年8月底，大沽口炮台陷落后，比托拍摄大量大沽口炮台陷落后未清理战场的原始照片，内容十分珍贵，他是最早用相机记录中国战争的摄影师。

随后比托又跟随英法联军一起打到了通县县城并参与了英法联军与清军展开的八里桥之战，最后到达圆明园。沿途比托拍摄了通州县城的燃灯塔、八里桥、佛手公主坟、西黄寺塔、内城东北角楼及安定门城楼等珍贵照片。

在英法联军占领西郊皇家园林的日子里，比托又拍摄了大量西郊皇家园林未毁前的照片，其中目前已经发现的有清漪园被毁前的文昌阁、昙花阁、智慧海、万寿山后山琉璃塔等珍贵照片。在西郊皇家园林被大火焚毁后，比托又用相机记录了英法联军与清政府谈判及签字的珍贵资料，在谈判期间和结束后，比托与部分英法联军高级军官一起登上高大的北京内城城墙、游览了皇城禁地，拍摄了雍和宫、天安门、午门、景山、北海陟山门街、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部分北京城区街道等珍贵早期影象。

与此同时比托也是用相机拍北京的第一人！更值得一提的是比托还为包括清朝全权大臣恭亲王奕訢、英军统帅额尔金、法军统帅孟托班、英军将领格兰特等此次战争交战三方的的高官照片，为现代人更好更直接的了解这次战争的核心人物提供了重要的影像资料。

战争后的1863年7月，比托在日本横滨定居了下来。第二年又跟沃格曼合伙开了一家以绘画和摄影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但可惜的是，公司仅开了两年，在1866年10月26日的一次横滨大火中，比托的早期日本摄影作品的底片和比托在印度及中国的大量作品均被烧毁。

我们目前在全球范围能看到的西郊园林和反映北京当时现状的早期照片，它们的拍摄时间大约都是1861年11月，比托将一本集有85张照片的相册带到了伦敦，并将它卖给了一个名叫亨利•赫林的肖像画画家兼商人，亨利•赫林复制了这些照片，并将它们跟比托在印度所拍摄的部分照片一起做成了目录，从1862年夏天开始公开让顾客们进行订购。有一对名叫迈克尔•威尔逊和简•威尔逊的夫妇当时所订购的一整套比托中国照片相册现在得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的那一批。

最近几年世界各地又发现了少量比托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当年摄影师在中国拍完照片后零散地卖给部分英法联军中的官兵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打仗或旅行的一种纪念，而流散出去，数量很稀有，价格不菲！

 

清猗园（颐和园前身）十七孔桥残迹全景

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是汤姆斯•理查德(thomas child 1841-1898)，照片正面上有摄影师的英文亲笔签名（child），这张的拍摄时间是在1875年前后。此时的清猗园（颐和园前身）已经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十七孔桥因其建筑结构为石构造而幸免于难。从照片上看，此时的十七孔桥四周风景衰败，桥头石栏断裂，依稀可以看到，远方的万寿山上佛香阁已荡然无存。

十七孔桥是清猗园（颐和园前身）最大的一座桥，全桥长150米，桥面下宽14.6米，桥面上宽6.56米，高7米。

 

清猗园（颐和园前身）多宝琉璃塔全景

这张照片和“清猗园十七孔桥残迹全景”为同时期拍摄，照片上也有汤姆斯•理查德的亲笔签名（child）。

多宝琉璃塔原是清猗园后山花承阁建筑群中的一组，多宝琉璃塔建于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是乾隆皇帝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寿辰而建造的，是一座楼阁式与密檐式相结合的塔，塔身呈不等边的八角形，上下共分为七级，通高16米。整座塔身都是用黄、绿、青、蓝、紫五色琉璃砖镶嵌而成。塔身坐南向北，在塔的四周砌有红色围墙，院门朝北，门口树立一座木结构琉璃瓦顶的牌坊。多宝琉璃塔是北京现存的琉璃塔中，造型最优美颜色最丰富的一座，是清代琉璃塔中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花承阁建筑群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因多宝琉璃塔整体为琉璃构件，没有被焚毁而幸免，汤姆斯•理查德拍摄时多宝琉璃塔前的木结构琉璃瓦顶的牌坊整体已经被毁。只留下两个牌楼杆子尚存。

 

永安慈寿塔全景

这张照片也是汤姆斯•理查德所拍摄的作品，照片左下角有汤姆斯•理查德的亲笔签名（child）。

永安慈寿塔又名永安寿塔，俗称玲珑塔，是原慈寿寺遗物。慈寿寺始建于明万历六年二月，成于当年仲秋，系神宗皇帝为慈圣皇太后祝寿所建。

 原慈寿寺内有天王殿、鼓楼、钟楼、永安万寿塔、延寿宝殿、宁安阁等一系列建筑，形制整齐，规模宏大。其中宁安阁匾额为李太后手书，后殿内供奉九莲菩萨像。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剩下塔。此照片是慈寿寺烧毁前拍摄的珍贵旧影，此时塔周边的建筑保存的还很完整。慈寿寺烧毁前罕见的照片。

摄影师介绍：

汤姆斯•理查德:

汤姆斯•理查德(thomas child 1841-1898) 1841年出生于英格兰的Madeley的一个建筑学世家。他在伦敦当过老师教过工科，直至1869年他才成为一名非职业的摄影师，1870年的五月，他被Customs公司雇用负责设计北京地区军事管辖区的煤气系统，1874年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来到了北京。汤姆斯•理查德是采用玻璃湿版照片工艺摄制这些照片，但他的摄影作品无论是从构图、光线运用、蛋白照片的印制水平来说，在当时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更珍贵的是，汤姆斯•理查德的照片全有亲笔签名，这在早期摄影师中是不多见的。 1889年，他们一家回到英格兰，1898年死于意外。汤姆斯•查理德是唯一一位曾经学习过早期摄影技术并在清漪园毁后残迹上拍摄的摄影师。

 

地安门最早的一张照片

照片拍摄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张地安门照片。摄影师从地安门内由南向北拍摄，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重要交通工具-马车。照片中间还可以看到一块大白布，应该是一个露天商铺遮挡阳光之用。

地安门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之一，是北京皇城四门之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重修，隆庆五年(1571年)七月修葺，清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重建，并易名为地安门，为砖木结构之宫门式建筑，面阔七间，中明间及两次间为通道，明间宽7米，两次间各宽5.4米，四梢间各宽4.8米，总面阔38米，通高11.8米，进深12.5米。正中设朱红大门三门。

地安门属于皇城禁地，清朝时期进出管理十分严格，在1900年前，很少见到有人拍摄地安门照片。此照片又是站在地安门内拍摄，更为珍贵！

 

北京外城城门早期旧影

此照片是北京外城城门早期旧照，照片拍摄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此时的门楼、箭楼及瓮城保存完好。是研究北京早期城门的宝贵参考资料。

 

皇家园林建筑旧影

此照片是一张拍摄于清朝皇家园林某处建筑的旧照，拍摄时间大概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照片上看，此建筑为七开间，雕梁画柱，甚为大气。建筑很有特色，从现存的皇家园林建筑中已无相同建筑，疑为圆明园某处早期建筑。

 

 

北京第一张照片-通州燃灯塔

北堂及其附属建筑具体建筑名称我已经标注了．

 

   　第一次见到此照片时，对照片上的人员很吃惊！此合影不但阵容庞大而且各个地位很高．几乎是当时北洋政府和各国在京所有的外交高官．这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聚会呢？第一次见到此照片的时候并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聚会，根据我从手头资料的考证和调查，发现原来这张照片就是1918年11月13日北洋政府在北堂举行的那此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时弥撒后合影的场景．如此清楚很少见！很珍贵！按照我的考证，把几个重要人物按照编号列出！

１北洋政府总理段其瑞

２北京教区主教林懋德

３外交总长陆征祥

４法国公使Boppe

5英国公使Jordan

6日本公使Ｈayashi

7比利时公使Ｍeye

 

2009年4月8日的杨家坪神慰院遗址

     前阵子法国佳士得拍卖的兽首闹的很热闹。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很强烈反映。矛盾的焦点就是法国佳士得拍卖的兽首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从圆明园抢夺去的”，我对此说法一直保留意见，甚至认为不可能。从史料上很难拿出证据证明法国佳士得拍卖的兽首就是当年从圆明园抢夺的。

    最近得到了法国佳士得拍卖的两个兽首高清晰照片，经过仔细分析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兽首中的鼠首嘴似乎是闭着的。这叫我很质疑此兽首是否是圆明园海宴堂前的产物，因为众所周知，圆明园海宴堂前的兽首是喷泉，每个时辰分别由所在的兽首喷水，中午时分一起喷水，人称“水力钟”。但此老鼠的嘴似乎是闭着的，或者说口很小，别说喷水了，连基本的向下流水都够戗！而且老鼠头嘴很长，还低着头，我很想知道此老鼠如何喷水呢？此老鼠会不会是中南海海晏堂前的那只老鼠呢？中南海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是后来慈禧时代修建的，和圆明园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很类似，不过最大的区别是，中南海的十二生肖是的到点亮灯，而非喷水。如果是亮灯，那兽首的嘴是否张开就无所谓了。此前我见过一张民国中南海海晏堂前生肖照片，其中的马首嘴很明显就是闭着的。难道此次拍卖的老鼠头也是中南海海晏堂前的？一切都只有等这两兽首有一天能回到祖国后，仔细观察再做结论了。

 

 

注意看红圈内的老鼠嘴!

一直在寻找白鹿上书院的老照片，但一直没有见到，这次终于找到一张，而且还是早期全景的！十分珍贵！对研究白鹿上书院早期建筑格局及重建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白鹿上书院历史及地震后的掺状详细见我以前写的

消失了的圣地-白鹿上书院（领报修院）

 

白鹿上书院鼎盛时期全景旧照

司铎书院旧址（也称圣大亚伯尔书院）位于柳荫街14号恭王府西北角。1937年，辅仁大学购德恭王府扩充校舍，1940年3月司铎书院建成。书院于1951年停办。后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曾在恭王府花园名为“澄怀撷秀”的五间两卷房内设天主教堂。2002年“澄怀撷秀”归还恭王府花园后在司铎书院院子内修建了小教堂一座用于礼拜。因为手头有一批中国天主教第一次爱国会开筹备会时的珍贵照片个别主教需要辨认特意去可一趟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结果虽然没有啥收获（整个爱国会除了刘柏年已经没人见过这些老主教了），但捎带手更新了一些司铎书院旧址的照片（２００２年曾考察过，但这次变化太大了）．

 

     因为正在写北堂的历史，正好整理到枢机主教公署，就随便写写．现在的枢机主教公署前身是北京教区主教府，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1946年中国大陆实行圣统制，首任枢机主教搬进北京教区主教府，从此这里被称为“枢机主教公署”。

   “枢机主教公署”对于海外居住的人可能有很多人知道，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大陆人对“枢机主教公署”这个词还是比较模糊的．因为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枢机主教公署”其实只存在2年。从1946年田耕莘枢机搬进枢机主教公署，到1948年去美国看病，满打满算也就500多天。但做为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亚洲及第三世界第一座“枢机主教公署”（也是中国大陆截止目前唯一一座枢机主教公署）其历史意义远远高于建筑本身。但枢机主教公署我最有兴趣的还是那座神秘的“枢机主教私人教堂”。此教堂是田枢机的私人教堂，规模不是很大，但很精巧。因为常年处于深宅中，又不对外开放，所以一直以来很多介绍北堂书籍对此教堂没有任何记载（目前我也只发现过一张此教堂老照片，非常珍贵！）。解放后枢机主教私人教堂曾经当过39中音乐教室，后期就关闭了，一直封闭着没有开放，所以教堂保存的很完好，连教堂周遍木地板和都是老的。此次修缮，希望能恢复此小教堂老的风貌。

 

我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枢机主教私人教堂老照片，超级珍贵！

1947年4月20日献县主教赵振生在西什库教堂主礼祝圣奥地利人凌安澜为景县教区主教，斑马工作室私人收藏，首次公布，呵呵．

 

　昨天刚写完《北京天主教建筑》中正福寺法国墓地章节，今天下午正好时间富裕，就决定再去一次正福寺法国墓地遗址，看看3年来有什么变化没。结果这一去才发现，我差点没找到教堂。周遍的环境和我最后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几乎是天地大变样。教堂前的道路及周遍空场都被圈进了一个大高尔夫球场内！最叫我吃惊的是正福寺最后两段老围墙的东围墙和西围墙被彻底拆除！这是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很重要的标志和范围依据，也是正福寺墓地为数不多的遗迹之一！这次东西围墙的拆除对于研究正福寺墓地的位置和变迁几乎是毁灭性的！今后如果谁还想再对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的范围和大小研究恐怕只能依靠老图纸和自己的想象了！

 

 

 

今天参加了北京电视台春妮主持的“五星夜话”节目，和保利参与2000年三售首拍卖的易苏昊先生、台湾原来收藏马兽、虎首等的著名收藏家王定乾先生等人一起聊聊圆明园兽首的历史、文化和拍卖！受益非浅！尤其是和著名美女主持人春妮姐一起讨论，实在是叫人兴奋！节目预计是21日晚21：30北京一播出。

　　　从2002年我开始写《明清皇城》起，吉安所就一直是我列入必须实地考察的项目！但吉安所因为有首长居住，一直没有机会进去，一直在托关系进此院子，但因此院子内居住的是开国名帅，其女儿又是中国军衔最高的女性，女婿也是将军。所以一直没有如愿，没想到整个皇城内所有建筑和历史遗迹都考察了，吉安所也没机会进去！一直我的遗憾，也直接导致我的《明清皇城》至今不能脱稿！这次终于通过非常复杂的关系得以进入我整个皇城最后一个处女地内考察。7年了，我对皇城内所有的建筑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拍照！其中包括比较难进的昇平署、福佑寺、大高玄殿等。

      吉安所位于景山东街吉安所右巷10号，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是明清时代宫女太监死后停灵的地方。《京师坊巷志稿》载“吉祥所：凡宫眷薨逝，殡於此。”现存建筑是停棂大殿，绿琉璃瓦黄剪边，歇山顶，调大脊带吻兽、垂兽（有缺损）。前后带抱厦，一斗三升斗拱，面阔五间，进深均为三间，前后都有围廊、雀替，现无彩画。现大殿内外装修都已更换。建筑的构件尺度明显小于常见的清式建筑，雀替窄而扁长，椽子粗壮，有清早期的特点。大殿西侧有值房三间，无廊，筒瓦过垄脊硬山式。另外，院内殿西南有一四耳水缸，应该是吉安所旧物。

    现在吉安所停棂大殿吉安所老帅的纪念堂，殿内按老帅生前的书房和卧室原样布置。还有老帅的遗物展出和生平介绍！

 

　　这次去香港除了买资料考察圣公会和救世军教堂以外，还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总理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教堂．费了很大劲终于找到了这个教堂的旧址，很遗憾的，现在这里已经不是教堂了，而是一个大菜市厂，旁边还有一座垃圾回收站！国父在1883年在此受洗成为基督徒，当年国父受洗的名单目录至今还保存完好！1884年-1886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读书的时候还曾经住在教堂的二楼！对于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国父孙中山受洗的教堂旧址和故居竟然成为菜市厂而不是博物馆或纪念馆实在是遗憾！

　　一个人不了解和不知道历史其实没有关系，怕的就是连了解和凭吊历史的机会和地点都没有了．在大陆，几乎９成半还多的人不知道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更不知道他在香港受洗的这个教堂的一点信息！来香港旅游的几乎没有一位大陆游客会到这里参观留影．如果有一天此地能成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我相信会给香港带来不少收入和眼球关注度！必定也能带动教堂旧址周遍的餐饮和住宿！期待这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