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长沙市开新区北正街（今黄兴北路），有一座用麻石砌起来的教堂，这就是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长沙北正街教堂。1904年，黄兴因领导华兴会起事反清而被当局搜捕，曾在该教堂逃过一劫。这个教堂也因此留下了黄兴的感恩题词。

　　石构教堂，冬暖夏凉　　

　　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因为全部由麻石构建而成，也叫“麻石教堂”，又名“三一堂”。同时，当地人也习惯叫它“北正街教堂”，属中华圣公会鄂湘教区。当年设计这座教堂的是一个叫孟良佐的美国主教。1907年，孟良佐任长沙圣公会会长，曾参与创建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华中大学，1948年离开中国。在华期间，1905年，他到长沙，在北正街选好地皮，自己画了教堂的图纸，建起了这座教堂。因为教堂全部由麻石建成，因此冬暖夏凉，非常舒服。据说，同样的圣诞花，在长沙城北城南堂，最多20天就蔫了，而在这里，能开放上一个月。

　　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当地饥民把外国领事馆、洋行和教堂等全毁了，北正街教堂也被毁得差不多。1911年，教堂开始重建，到1915年才完全修好，取名“三一堂”。现存教堂平面布局为十字型，坐东朝西，高 15米，四周以22根1.l米见方的石柱为骨架，由扁六角形花岗石砌成外墙。正向立4根尖顶石柱，中柱间为弹弓式石库门，左右柱间置半弧形窗，花岗石窗台线。其它均为弹弓式窗口，安菱花格窗页，栗色油漆。室内木席纹地板，前为圣经台，台高0．5米，宽9米，进深5米。硬木平拱式屋架，内钉里板，红色平瓦屋面，为长沙独特的石砌建筑物。

　　1938年，长沙大火，北正街教堂一些门窗被烧毁，建筑构架无损。教堂内大门上方有4块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黄兴于民国元年（1912年）12月为教堂所作题词：耶稣圣名，敬拜宜诚，辞尊居卑，为救世人。题写的原因是黄兴为报答圣公会华人牧师黄吉亭当年的救命之恩。

　　黄兴题词教堂铭记救命之恩　　

　　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创华兴会于长沙，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另设同仇会，以联络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有影响的会党。刘揆一盛赞会党旨在反清，团结仗义，劝黄兴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共图大事，黄兴遂派刘道一、万武面见马福益，进行策动，马福益表示“ 唯命是听”。经商定，决定当年农历十月初十即慈禧70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炸毙参拜遥祝太后寿辰的省城文武官员，趁机起事，夺取省城。9月24日，也就是农历八月中秋节，趁浏阳普迹牛马交易大会时，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20支、手枪40支、战马40匹。举行仪式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然而，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为官方所察觉。当会党败类刘佐楫将普迹市开会的情况密告清政府相关人员后，当局便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10月24日，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幸亏他年幼的儿子黄一欧报信，黄兴才没有再回自己住处，而是趋避学校附近华兴会成员之一龙璋的家中，其时已近黄昏，距皇会祝寿只有10天时间。由于军警追捕甚急，此时长沙全城草木皆兵。龙璋家绝非久留之地，为策安全计，经曹亚伯与长沙圣公会黄吉亭牧师商议，认为这时清政府官吏尚不敢触犯教会，故由黄吉亭牧师乘轿垂帘迳入龙璋之内室，随换黄兴乘轿子经小街而至圣公会后门之一小巷，黄兴即经小巷进后门入住圣公会楼上，整个过程，极其保密，甚为安全。

　　黄兴隐居圣公会将近1个月，拘捕空气稍缓后，他有意离开长沙。黄吉亭牧师这时与正从武汉到长沙的武昌高家巷圣公会会长兼日知会会长胡兰亭牧师密秘商量，想办法护送黄兴出城。胡牧师先将黄兴蓄有之“黄帝式”胡须剃掉，黄兴面貌即大为改观。然后黄兴与黄吉亭等人均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在黄昏城门将关未关时，出城至预先约定的海关职员邓玉振家。晚餐后，两黄同登日本轮船“沅江丸”，凌晨4点左右离开长沙，晚上9点左右安全抵达汉口。这时适逢招商局的“江亨”轮停泊江心，准备开往上海。两人遂雇小舟，由黄吉亭将黄兴送上“江亨”轮。临别相约抵上海后，拍一电报，只署“兴”字就知已平安到达。黄吉亭目睹“江亨”轮开启之后，连夜也乘船返湘。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特意回到长沙，在北正街教堂与黄吉亭牧师重逢。黄兴题写对联赠于教堂，对联至今保存完好。1913年，黄兴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接受洗礼，成了一个“圣公会教徒”。

　　“文革”后，北正街教堂移交长沙市百货公司作火柴仓库，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归还教会，教堂大门上方“中华圣公会”字迹一直保存着。2004年，教会对教堂进行了维修并恢复宗教活动，将“中华圣公会”字迹改为“基督教堂”。

　　2002年，北正街教堂被公布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文成主教，也许很多人对此名字并不是很熟悉甚至很陌生！但要是翻开中国天主教史，尤其是解放初期到爱国会成立时期这段历史的，肯定会经常看到此名字！

   王文成（1888～1961）字彦聪、圣名保禄，四川省安岳县人。早年在成都修院神哲学院学习，1910年晋铎。1929年8月2日，教廷宣布，从成都代牧区分设顺庆府代牧区，王文成出任代牧。1930年，由刚恒毅祝圣为主教。1933年，王文成赴梵蒂冈觐见教皇庇约十一世，受教皇委托，王文成赴比利时本笃修院圣陆徵祥为神父。此事曾经轰动一时!

    四川解放后，王文成主教也曾经迷茫过，后经邓小平等入川高级将领的游说，对中共的宗教政策有了一些模糊的了解，走到了中共一方。第一次爱国会筹备会期间，王文成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在并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几乎走了半个中国才从南充来到北京开会。在当时所有参加会议的主教中，王文成主教岁数最大，其地位也只排在沈阳总主教皮漱石之后列第二位。在会议期间，王文成主教还是很坚持原则，据1957年7月3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的报道：“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王文成反对代表们揭露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目，说这是‘挖天主教的命根根’”。最后王文成主教当选爱国会副主席，不过据我从当年的一些文章和零散的记录来看，王文成主教和其它几位参会的主教还是有区别的，王文成主教并不赞成和梵蒂冈对立或攻击教廷。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今唐山教区主教刘景和主教回忆，王文成主教为人谦和，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而且对当时流行的教会人士批判教宗和批判罗马驻华大使理培里等现象很不喜欢。在日后的自选自圣中，王文成主教也只是圣了成都教区李熙亭主教一人。相比皮漱石、易宣化主教、赵振声等主教分别圣过十几位主教，王文成主教已经很少了。后来王文成主教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是当时天主教仅有的几位全国政协委员。

     遗憾的是，1961年1月28日王文成主教在主教府附近散步的时候遭遇车祸，归主！享年73岁。

此照片是1959年爱国会在京主要领导合影，红圈着就是王文成主教

   教堂位于原意大利使馆内，建于1907年，属意大利援助传教会，该会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1902年来京传教并建立办事处。该会自从墨索里尼执政后一直受意大利政府控制，北京和天津的一切活动直接受意大利使馆指导，自1910年至1951年，先后有过意籍神父雷乃第、马希、彭迪、雷永明、戴茂德、步法礼等人。1951年至1954年为意籍神父马绍良，1954年马绍良离境回国。教堂从此停止活动。

 

原意大利使馆旧照

 

 

北堂及其附属建筑具体建筑名称我已经标注了．

 

   　第一次见到此照片时，对照片上的人员很吃惊！此合影不但阵容庞大而且各个地位很高．几乎是当时北洋政府和各国在京所有的外交高官．这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聚会呢？第一次见到此照片的时候并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聚会，根据我从手头资料的考证和调查，发现原来这张照片就是1918年11月13日北洋政府在北堂举行的那此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时弥撒后合影的场景．如此清楚很少见！很珍贵！按照我的考证，把几个重要人物按照编号列出！

１北洋政府总理段其瑞

２北京教区主教林懋德

３外交总长陆征祥

４法国公使Boppe

5英国公使Jordan

6日本公使Ｈayashi

7比利时公使Ｍeye

 

2009年4月8日的杨家坪神慰院遗址

一直在寻找白鹿上书院的老照片，但一直没有见到，这次终于找到一张，而且还是早期全景的！十分珍贵！对研究白鹿上书院早期建筑格局及重建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白鹿上书院历史及地震后的掺状详细见我以前写的

消失了的圣地-白鹿上书院（领报修院）

 

白鹿上书院鼎盛时期全景旧照

司铎书院旧址（也称圣大亚伯尔书院）位于柳荫街14号恭王府西北角。1937年，辅仁大学购德恭王府扩充校舍，1940年3月司铎书院建成。书院于1951年停办。后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曾在恭王府花园名为“澄怀撷秀”的五间两卷房内设天主教堂。2002年“澄怀撷秀”归还恭王府花园后在司铎书院院子内修建了小教堂一座用于礼拜。因为手头有一批中国天主教第一次爱国会开筹备会时的珍贵照片个别主教需要辨认特意去可一趟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结果虽然没有啥收获（整个爱国会除了刘柏年已经没人见过这些老主教了），但捎带手更新了一些司铎书院旧址的照片（２００２年曾考察过，但这次变化太大了）．

 

     因为正在写北堂的历史，正好整理到枢机主教公署，就随便写写．现在的枢机主教公署前身是北京教区主教府，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1946年中国大陆实行圣统制，首任枢机主教搬进北京教区主教府，从此这里被称为“枢机主教公署”。

   “枢机主教公署”对于海外居住的人可能有很多人知道，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大陆人对“枢机主教公署”这个词还是比较模糊的．因为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枢机主教公署”其实只存在2年。从1946年田耕莘枢机搬进枢机主教公署，到1948年去美国看病，满打满算也就500多天。但做为中国大陆乃至整个亚洲及第三世界第一座“枢机主教公署”（也是中国大陆截止目前唯一一座枢机主教公署）其历史意义远远高于建筑本身。但枢机主教公署我最有兴趣的还是那座神秘的“枢机主教私人教堂”。此教堂是田枢机的私人教堂，规模不是很大，但很精巧。因为常年处于深宅中，又不对外开放，所以一直以来很多介绍北堂书籍对此教堂没有任何记载（目前我也只发现过一张此教堂老照片，非常珍贵！）。解放后枢机主教私人教堂曾经当过39中音乐教室，后期就关闭了，一直封闭着没有开放，所以教堂保存的很完好，连教堂周遍木地板和都是老的。此次修缮，希望能恢复此小教堂老的风貌。

 

我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枢机主教私人教堂老照片，超级珍贵！

1947年4月20日献县主教赵振生在西什库教堂主礼祝圣奥地利人凌安澜为景县教区主教，斑马工作室私人收藏，首次公布，呵呵．

 

　昨天刚写完《北京天主教建筑》中正福寺法国墓地章节，今天下午正好时间富裕，就决定再去一次正福寺法国墓地遗址，看看3年来有什么变化没。结果这一去才发现，我差点没找到教堂。周遍的环境和我最后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几乎是天地大变样。教堂前的道路及周遍空场都被圈进了一个大高尔夫球场内！最叫我吃惊的是正福寺最后两段老围墙的东围墙和西围墙被彻底拆除！这是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很重要的标志和范围依据，也是正福寺墓地为数不多的遗迹之一！这次东西围墙的拆除对于研究正福寺墓地的位置和变迁几乎是毁灭性的！今后如果谁还想再对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的范围和大小研究恐怕只能依靠老图纸和自己的想象了！

 

 

 

　　这次去香港除了买资料考察圣公会和救世军教堂以外，还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总理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教堂．费了很大劲终于找到了这个教堂的旧址，很遗憾的，现在这里已经不是教堂了，而是一个大菜市厂，旁边还有一座垃圾回收站！国父在1883年在此受洗成为基督徒，当年国父受洗的名单目录至今还保存完好！1884年-1886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读书的时候还曾经住在教堂的二楼！对于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国父孙中山受洗的教堂旧址和故居竟然成为菜市厂而不是博物馆或纪念馆实在是遗憾！

　　一个人不了解和不知道历史其实没有关系，怕的就是连了解和凭吊历史的机会和地点都没有了．在大陆，几乎９成半还多的人不知道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更不知道他在香港受洗的这个教堂的一点信息！来香港旅游的几乎没有一位大陆游客会到这里参观留影．如果有一天此地能成为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我相信会给香港带来不少收入和眼球关注度！必定也能带动教堂旧址周遍的餐饮和住宿！期待这一天吧！

 

 

    一直都想去亚洲及第三世界第一位枢机主教的故里－坡里教堂看看。但老是没时间去，再加上坡里距北京也远，一趟火车都到不了。最近正好有时间，就鼓足勇气前去考察了一下。说起大陆的几位枢机主教故里，于斌家乡的教堂由于在文革时被彻底拆除，几年前从俄罗斯回来路过的时候就没去看。但于枢机在南京的主教府到是去过几次。“龚枢机”在上海的住宅和主教府也都考察过。惟独田耕莘枢机的家乡没有去过，田枢机其实我最早了解的一位枢机，因为其曾经是北京教区的主教，六七年前我就看过田枢机很多资料和介绍，对这位山东人一直很好奇。但直到今天才来到田枢机的家乡-坡里村。

   

   阳谷坡里天主教堂是位于山东省阳谷县城北17公里定水镇坡里庄的大型天主教堂，是天主教阳谷教区（1933年成立）的主教座堂，山东省西部最大的一座天主教堂，管理阳谷、莘县、范县等六县教务。

 

   1882年，德国圣言会神甫安治泰和福若瑟（奥籍）在阳谷县坡里庄传播天主教，阳谷坡里天主教堂是整个山东南半部天主教的发祥地，后来由此发展出兖州、青岛、临沂、阳谷、菏泽5个教区。到1889年坡里庄建成哥特式大教堂，1909年建成包括大教堂（可容千人）、修士楼、修女楼、育婴堂、修道院等由8栋西式洋楼相互连接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三层碉堡楼5座，两层群楼149间，外环以二层圈楼，楼下地下室相互贯通，院内群楼峙立，计有自成体系的院落19个，楼房300间，礼拜堂以白铁皮覆顶，建筑规模宏伟、壮观，工艺精制、构思巧妙，是中西方建筑的代表作。

 

    据《聊城地区志》记载：清光绪七年（1881）德籍神甫安治泰和奥籍神甫福若瑟到阳谷县坡里庄传教，次年购地建堂。到光绪十五年（1889）教堂建成，教务得到迅速发展，遂成立坡里本堂区，辖阳谷镇、范县、观城、朝城、梁山等地堂口。1933年，经罗马教廷批准成立阳谷宗座监牧区，主教府设在坡里教堂。1939年，阳谷监牧区升为宗座代牧区。1945年，阳谷代牧区升为主教区。1947年，因战争等原因教会活动基本终止。古老的坡里教堂中西结合，堪称建筑精品。

 

    田耕莘，圣言会会士，字聘三，1890年10月24日生于山东阳谷县张秋镇，自幼家贫，父早逝，随福若瑟神父居住阳谷县坡里庄圣堂，在此接受了启蒙教育，之后入山东省兖州府修院。1918年6月9日在坡里教堂圣神父，1929年入圣言会，1939年7月11日任阳谷首任代牧，同年10月29日在罗马接受教宗亲自祝圣，1940年12月，于阳谷教区朝城县创立了中华圣母传教修女会。1942年11月10日调任青岛代牧，由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布为远东首任枢机主教。

 

   解放后，坡里教堂曾经成为“建国学”，且一度成为干部进修的地方；后来，改为“阳谷师范”、“阳谷三中”、“阳谷六中”、“阳谷小学”，当时的坡里中学规模很大，足有1000多口教师和学生。

 

    现存的坡里教堂已经破败不堪，几年前曾托友人从台湾买过一本《田耕莘枢机》画册，画册第一篇就是一张坡里教堂老照片，对比老照片发现，现存的坡里教堂的几乎面目全非！钟楼毁的就剩下一个小房子，大门精美雕刻已经全无。教堂现在已经归还了教会，有一位神父在此常驻。在老教堂后面有一个小教堂做为现在宗教活动使用。老教堂内所有桌椅已全无，空空荡荡的，据说只有重大活动时才使用，平时就荒着。教堂现存房间200余间，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

 

                                           

                                                          田耕莘主教旧照

 

                    

  近日去了缸瓦市教堂，看到了新扩建的缸瓦市教堂，新修的副堂和老堂建筑形式相当，样子也很古朴而且很和谐，很是不错！算北京地区改造老教堂中比较成功的一例了！唯一遗憾的是老舍当年在此堂作为帮堂（也有说是传道人）时居住的老房被拆除，这是老舍先生做为一个基督徒在北京唯一的遗迹了。拆除甚为遗憾！1923年老舍就是在缸瓦市教堂领洗加入了基督教，老舍领洗入教时更名“舒舍予”（原名是舒庆春），“舍予”既舍己为民为国之意。

拆除前的老舍故居！

 

新修建的缸瓦市教堂副堂

 

 

新街口堂,建于1924年。早年是长老会下属鼓楼西堂的外堂，首任牧师为高楹。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北京的长老会和伦敦会联合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北京区会。办公处就设立在鼓楼堂，新街口堂改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新街口堂”,成为一个独立的华人教堂.

 

在抗日战争期间，新街口教堂还曾经是一个抗日的秘密情报组，当时的牧师黄浩和９名中共地下党员为贺龙师长指挥的一二零师疏通关系，一次又一次的输送军队最需要的医药和医械，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教堂在解放后另做它用，一度做过五金杂货店、服装店等，现在教堂虽然被改动很大，但教堂整体建筑保存完好，现为一个体育品牌的专卖店。

啥也不说了！兴奋啊！以前只在老教友嘴里听说过南堂木门和北堂讲道台，因为文革被彻底砸毁，后来又没有恢复！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俩物件象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次发现了老照片，全搞清楚了！希望有机会北京教区能将以上二物件按原样恢复！使的自圣前的主座堂和自圣后的主座堂都能最大限度的恢复历史原貌！

　

传说中的南堂木门旧影

 

传说中的北堂讲道台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是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座椅，原来就摆放在南沟沿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堂内，史嘉乐、鄂方智、凌贤扬等主教们都曾经坐过此座椅！照片拍摄于解放初期，可惜的是，此座椅在文革后被砍了烧火了。我们只能从老照片上回忆昔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座椅了。